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奥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定理想信念之“魂”、回归理论初心之“根”、主义赓续传承之“脉”、破解时代问题之“道”。这既是我党90多年创立、成长、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解决前进道路上矛盾问题的需要。中高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练就“看家本领”的必然要求。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深刻理解共产党人“看家本领”的理论内涵，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坚定对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自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党的干部要做到信仰坚定、防止“失魂落魄”，就必须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信仰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石。信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信仰缺失是最大的缺失。“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历史经验教训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信仰体系崩溃的后果，比经济崩溃、政治崩溃的后果更严重。
西周后期由于“礼崩乐坏”导致社会失序，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分裂战乱近500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十分频繁，在长达360年的时间里，文化领域突出表现为玄学兴起、佛教输入、道教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传入，社会秩序最终在“儒释道”三家合流后才得以稳定。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是因为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彻底搞乱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文化体系，摧毁了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近代中国遭遇的特殊历史命运，既是民族的危机，更是文明的危机。中华民族走出危机，正是因为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了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在精神上站起来；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起来是因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精髓。
没有理由的信仰是盲从，缺乏真理性的信仰往往会陷入迷信。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有着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是救世的，是改造社会的；宗教是救心的，是自我救赎。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类解放问题，宗教解决个人灵魂失衡问题。宗教只慰藉信仰者，信则有，不信则无。
马克思主义要解放全人类，不管你信不信，最终也会因为马克思指引的道路而获得解放。西方国家的宗教，从来都不接受质询、不接受批评，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世界，而且提倡自我批评，不断审查自身理论的真理性和说服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科学的信仰。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提高干部素质，第一位的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理论上的清醒是信仰坚定的前提，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程度、思维视野广度、思想境界高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人类的精神发展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总以不断回溯的方式向前演进。古希腊是整个欧洲的精神家园，在西方历史上诸如智者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是通过回溯来实现“再生”和“复兴”的。中国历代王朝也是不断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中汲取开拓进取营养的。
马克思主义业已成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典、精神家园。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不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还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来源，研究马克思“批评家”评述马克思的著作，写下8本长达几十万字的哲学笔记。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往往在党内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在国内情况复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前放着打开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对于迫切的问题他是在深入研究理论当中去寻找答案的。最近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的事业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
《窑洞中的灯光》(油画) 邵亚川
重要转折关头，我们党尤其注重通过回溯原典把握方向。延安时期，毛泽东沉下心来专攻哲学，中央成立了多个学哲学小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学哲学的人。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
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授课，没有直接讲兵怎么带、仗怎么打，而是以“军事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等为题讲军事哲学甚至一般哲学问题，这些讲稿后来整理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篇章。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直接源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很难突破思想重围，难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在中国社会命运转折时期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根本就在于命题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科学性。
进入新时代，在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到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工会，包括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等，都是通过不断回溯而实现革弊鼎新、创新开拓的重大举措。中高级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保持头脑清醒，把握机遇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支流和矛盾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正确运用。
1993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一本专著《马克思的幽灵》。当时正值苏东剧变之后、西方世界欢庆胜利之际，德里达告诉人们，马克思没有走远，仍然在指引着我们前行的路。
马克思的精神犹在，但马克思精神的传承和实践却是一大难题。马克思在世时就曾经尖锐地指出“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一些人歪曲他的理论表示强烈不满。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西方社会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和成功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大高于东方社会，这就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在革命和建设上的不同特点。
列宁曾经指出：“不同的民族走同样的历史道路，但是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小径，文化较高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他强调，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具体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各国共产党人需要独立地探讨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
中国共产党理论上觉醒和成熟的重要表现，就是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去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从而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一条红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可见这条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毛泽东曾经讲，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懂马列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赓续传承不是一时一事之功。当今中国，如何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时代要求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等，仍然是一大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我们党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最新成果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图为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评价世界的科学标准，是共产党人破解时代问题之道。
法国青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专著《21世纪的资本》2013年一经出版就在全世界引起高度关注。书中的观点并不新颖，150多年前马克思《资本论》比它深刻得多。其价值在于，它用跨越300年包括美、英、法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会继续恶化下去。因此被称作21世纪向马克思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直接翻译为《21世纪资本论》。
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重新提出人类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被认为是20世纪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一次辩护。其基本观点是：20世纪社会主义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是黑格尔提出来的，福山不过是复述者，是西方学界在一百多年后把黑格尔抬出来为资本主义作辩护。黑格尔讲，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精神通过各个环节的运动实现自由的历史。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古代东方阶段，只有君主一人拥有自由；二是古希腊罗马阶段，只有少数贵族、奴隶主有自由；三是近代，所有人都有自由，世界历史已经随着世界精神的运动走向终点而终结了。
福山的问题是，他复述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却没有领会黑格尔历史理论的辩证法基础。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福山还沉醉于黑格尔概念的自我运动之中，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显然没有同他们的雇主一样获得普遍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目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之前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而已。
一种理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规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并且通过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剩余价值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在这两大发现中，唯物史观更具有奠基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打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几经风雨而颠扑不破，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当今中国发展面临许多时代问题，仍然需要通过正确运用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答。
作者：李志军，全国青联委员、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来源：《前线》2019年第6期，原文标题《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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